劳资案例

案情介绍

胡某、鄢某分别于2014年2月、2018年9月入职某银行支行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。2017至2020年期间分别担任支行行长、营销部经理。二人共谋违规发放贷款3000余万元，其中向郑某以本人及他人名义发放的600万元贷款，在郑某以房产抵偿后仍有442.53万元未收回。胡某、鄢某因违法发放贷款罪分别于2022年4月、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；郑某因骗取贷款罪于2023年5月被判处有期徒刑，法院依法追缴其违法所得442.53万元发还银行（仲裁期间追缴程序仍在执行中）。某银行以二人造成442.53万元经济损失为由，主张胡某、鄢某各承担15%的赔偿责任。

最终，仲裁委驳回了某银行的仲裁请求。

争议焦点

刑事判决认定的“违法所得442.53万元”能否直接作为用人单位主张的“经济损失”？银行主张胡某、鄢某二人各承担15%的赔偿比例是否合法合理？

案例分析

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第十六条规定：“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。”劳动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“因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直接经济损失且金额可确认”。刑事追缴程序的本质是通过司法强制力挽回被害人（银行）损失，属于法定追偿途径。仲裁期间法院对郑某的强制追缴程序尚未终结，442.53万元存在全部或部分追回的可能。依据“损失填平原则”，用人单位的经济损失应以“法定追偿程序（如刑事追缴、民事执行）终结后无法挽回的金额”为认定标准，而非直接以未收回款项全额主张。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中的“直接经济损失”需满足“确定性”和“直接性”，即损失已实际发生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弥补。本案中，银行在追缴程序未终结前主张损失，缺乏事实依据。

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第十六条明确用人单位主张赔偿需“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”。本案中，银行与胡某、鄢某的劳动合同未直接约定“违法发放贷款导致损失需承担经济责任”，但银行《信贷资产损失问责办法（试行）》制度中，对信贷审查岗位人员、信贷审批岗位人员在信贷业务中予以问责的情形，及应当承担责任的比例做了明确规定：“经认定对信贷资产损失承担责任的，均应给予经济处罚。其中，经济处罚对主要责任人的处罚额度为信贷损失的5%以内，对次要责任人的处罚额度为信贷损失的2%以内，累计处罚最高上限为相关责任人近3年效益工资的50%。”用人单位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且予以公示的制度，对劳动者具有约束力，银行可依据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主张赔偿，而非必须依赖劳动合同的直接约定。胡某与鄢某的岗位职责存在显著差异，胡某作为支行负责人，属于信贷审批岗位人员，对贷款审批具有最终决策权，应对信贷资产损失负主要责任；鄢某作为营销部经理，属于信贷审查岗位人员，负责对贷款合规性的审查，应对信贷资产损失负次要责任。银行主张“各承担15%”的比例，既超出《问责办法》规定的“主要责任人5%、次要责任人2%”上限，也未区分二人的岗位责任与过错程度，违反“责任与过错相当”原则。

延伸思考

一、用人单位损失追偿要注意以下三点，第一，损失认定的时间节点：用人单位应在刑事追缴、民事执行等法定追偿程序终结后，以“无法追回的实际金额”作为损失依据；第二，需收集法定追偿程序终结的法律文书、损失金额计算依据等，证明损失的真实性与确定性；第三，用人单位应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明确“损失赔偿的情形”“损失计算方式”“责任比例划分标准”等，要具有可操作性，避免模糊表述。

二、劳动者权益与用人单位损失的平衡。即使损失成立，赔偿金额亦应遵循“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”原则（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第十六条：每月扣除部分不超过工资的20%，且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）。胡某、鄢某因刑事处罚导致就业能力下降，若裁决高额赔偿可能影响其基本生活，仲裁机构可结合其实际收入水平、家庭负担等因素综合评判，制定合理赔偿金额及支付方案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