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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核心内容：项某某、张某某，一个是普通的操作女工，一个是装卸工，两人原本素不相识，但一场官司让他俩发现不仅工伤的过程相似，就连告的老板也是同一个人。现在让他们无奈的是，就在他们打官司期间，老板竟然人间蒸发，所以虽然两人最终都赢了官司，但老板跑了、公司关了，白忙活一场。难道自己争取到的仅仅是纸上权利?这叫他们无法接受。

　　读者投诉：要命的工伤

　　项某某所在的公司是专门对回收的旧衣服进行分类操作的，她负责的部分是毛纺制品。回忆起整件事的起因，项某某一连说了好几遍“不堪回首”。她告诉记者，2011年5月的一天，她去某某区某某镇某某路上的这家公司应聘，可能岗位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公司只是简单面试了一下就让她上班了，也没有签订过某某合同。公司下面有许多分厂，当时，她被分到了福州的那家分厂工作。上班没几天，她就发现厂里事情很多，每天都要干上10个小时，几乎全年无休，即使节假日加班，也从来没有一分加班费。

　　6月18日，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，项某某在抢运货物时，一拉篷布，卡车上垒得老高的打包衣服因为没有扎牢，一下子全都砸落到她身上。“你想想，那一个包大概有两百斤呢，十几个包砸我身上，我被埋在下面人都看不见，当时，周围的人都以为我肯定没救了。”项某某说。后来，周围的同事都上来帮忙才把她从里面拖出来送到医院，医生给她全身拍了片子发现，她右手肘关节骨折、桡骨骨折……医生还奇怪地问，怎么手断了都不觉得疼，实际上是多处骨折，已经感觉不到疼了。和项某某的遭遇类似，张某某所在的厂也是做旧衣服回收分类的，同样也没有某某合同，只是张某某工作的地点在某某某某，做的工种是装卸工。据张某某的妻子描述，2011年8月9日那天，张某某在卡车上卸货时，也是因为打包衣服没有扎牢，连带着他人一起从卡车上滚落下来，头部因为开裂缝了三十多针，后来医生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。

　　如今，项某某的手肘打了六根钢钉，右手根本抬不起来，就连平时梳头都只能依靠左手帮忙;而张某某因为头部损伤严重，留有后遗症，每天一到晚上就头疼得不行，怕在家里影响家人睡觉，大冷天，张某某也只能在家门口不停地遛弯，以缓解头痛。

　　靠“堵门”才争取到了工伤申报

　　项某某和张某某都是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受伤，他们起先都认为认定工伤应该不存在什么难度，但是随着多个问题出现，他们渐渐发觉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“首先，我妻子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她自己都说不清楚，因为没有签过某某合同，而且上班的厂门口也不挂厂牌，工伤认定先要确定某某关系，所以就只好找厂领导补签合同。”项某某的丈夫怒气冲冲地说，妻子单位的那个领导只有付医药费的时候出现过一次，后来再跟他联系，连电话都不接，更别提什么配合申报工伤了。

　　听闻丈夫这么说，项某某也在一旁补充说道：“你真不知道哦，为了要单位出具那份某某关系的证明，我和我老公两人一大早带着馒头就守在领导办公室门口，整整啃了一天馒头，不放他走，他才答应给我们补签一份某某合同，这才总算能申报工伤了。”项某某丈夫把补签的某某合同递给记者看，在公司一方写着：上海宴某冠商贸有限公司。

　　张某某在申请工伤认定时也碰到了一样的遭遇，老板不同意出具证明，他和妻子就把厂里的大门给锁了，不让老板出去，最后老板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同意出具一份证明，而记者在这份证明书上看到张某某所在的公司名为：上海宴某特商贸有限公司。

　　有了某某关系证明，项某某和张某某先后申请了工伤认定和某某能力鉴定，并分别被鉴定为工伤八级和工伤九级。之后，张某某又几次给老板打手机，但手机要不就是没人接，要不就是关机。无奈之下，张某某于2011年9月20日申请了仲裁，开始了漫漫“讨薪”路。张某某的妻子告诉记者，从丈夫出事之后，厂里除了医药费，病假工资一分钱未付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项某某稍稍幸运些，她的丈夫说，发生事故后，妻子每月还能拿到一些生活费，但这笔费用从2011年12月起就停止了。因为没钱，他们连过年的钱都是借来的。2012年2月16日，项某某在多次电话联系老板不成后，也提起了仲裁申请。

　　执行时发现公司被注销

　　张某某称在发生工伤之后，他才注意到公司从未给他缴过社会保险，而不缴社保工伤基金是不支付工伤赔偿的，因此申请仲裁时，他的诉请是要求公司为其补缴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、支付停工医疗期工资、支付工伤赔偿费等。本以为胜诉之后，这些钱都能拿到，但没想到这头一家人忙着筹备官司，那一头老板却玩起了失踪。从头至尾，公司老板都没有出庭过，当裁决书下来，支持了他的全部诉请，执行期间才发现，张某某所在的上海宴某特商贸有限公司在2011年12月19日已经办理了注销。

　　项某某碰到的情况和张某某的遭遇如出一辙，她丈夫向记者描述：“申请仲裁后，妻子的诉请同样获得了全部支持，但公司对裁决表示不满，又起诉至法院。等法院判决后，也碰到了胜了官司拿不到钱的尴尬。就在案子判决即将下来之前，2012年4月16日，上海宴某冠商贸有限公司也注销了。”张某某的妻子介绍，也就是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过程中，他们碰到了项某某一家，在互相倾诉的时候才讶异地发现，宴某冠和宴某特的老板都是一个人。后来，通过老乡打听，除了宴某冠和宴某特，这老板还有一家公司叫做上海宴某姿商贸有限公司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宴某姿的工人居然和张某某在同一个车间上班。把这些事联系起来，项某某和张某某有了同样的怀疑：老板是不是在用这样的方式逃避支付赔偿的责任?

　　记者从项某某和张某某的裁决书、判决书上看到，项某某应得各类赔偿10万元左右，张某某应得的各类赔偿加起来也将近9万元。如今，项某某还要进行第二次取钢钉的手术，预计费用还要15000元左右。小孩上高中学费大，她也不知道自己的赔偿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手。

　　丈夫因为担心老板跑了，隔三差五就到现在的宴某姿公司去探探情况，还托附近的老乡一起帮忙“盯”老板。张某某因为身体原因，讨钱的事都是妻子在奔忙。丈夫没了收入，妻子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虽然她现在工作的厂也存在严重超时加班的问题，但她只能咬着牙熬下来。

　　她说：“我现在是走路都要打瞌睡，但没办法，不做一家老小吃什么?小孩子读书还要花钱，以后的日子想都不敢想。”